阳具雕塑风波以来，网友骂我，朋友赞我，老婆怨我。那么，我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低俗的人？吃饱了撑得没有事做的人？我给大家说说我的人生履历，也许我们彼此会增加一些理解。
    我196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桃江，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经济学硕士，2000年赴美国沃人国立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官方身份是珠海市斗门区政协委员。

　　自从我阳具风波以来，我的生活就再没有安宁过，这些天每天要接五六十个电话，全国各地网友发来的短信更不计其数，我都快成明星了。总的情况是漫骂压倒掌声，人们更多地把我的名字与“炒作”、“无耻”、“下流”联系到了一起。
    事情发生以后，我妻子都责备我“瞎搞”。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多数朋友们还是欣赏我的“不按常规出牌”，很多朋友打电话来支持我、安慰我，鼓励我走下去。我并不认为这是故意炒作。你知道老鹰的哲学吗，世界上没有饿死的老鹰，只有老死的老鹰。为什么老鹰这么厉害？因为它们的眼光准。别人说我炒作那就说去吧，我相信我的眼光，我现在做的性产业只是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而已。我自负的认为自己把握市场的眼光比常人看得更远。
　　我的创业史和发家史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不断地尝试一些在外界看来可能要犯忌的新事物曾使我多次遭受过“滑铁卢”。早在199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就在深圳与现在的生意拍档龙驹才先生创办了当时首家职业介绍所。在那个高唱马克思主义的年代，人才交流是不被允许的，劳动局管工人、人事局管干部，只有资本家才会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进行交流。最终在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我们开办的“蓝天职业介绍所”只存在了三个月就被迫关门。
    我1991年底只身来到珠海西部的斗门县，提出了“商贸城”的经营概念，并通过媒体大肆炒作。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忽如一夜春风来，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了这里。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5000名投资商提着现金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时除了西藏，全国每个城市都有人过来，其中有不少华侨，专程从美国、东欧、菲律宾等世界各地赶来投资。最有钱的时候，我手里握有几个亿的现金。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有钱人的滋味，就摔了一大跤。1994年开始，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我的事业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我构想的商贸城最终成为珠海两大烂尾楼工程之一，投资商的几亿元资金全部打了水漂。商贸城本是跟当地政府合作的项目，后来政企分家，没有人愿意管这个烂摊子，公司改成有限责任公司后由我一个人撑着。
　　接下来的14年我打了100多单官司，每天陷于债主的围追堵截，我多数时间是在法院“上班”，不幸的是我每次充当的都是被告人。一开始我还请律师，到后来我律师也不请了，自己既当被告也当律师，因为那些法律条文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比任何一个律师都诉说得更情况。
    每年找上门来的债主更是不计其数。回想当初，我至今不寒而栗，自己当时如同过街老鼠，连出个门都要提心吊胆，怕被债主碰见了又打又骂。最危险的一次，一名债主带着七八个壮汉，冲进办公室，把我和一名职员都抓了起来，丢进一间烂尾楼关了一夜，又用猎枪顶着我的脑袋，逼我还钱。还有一个湖北的投资商在我这里投了五万元都打了水漂，她后来服了两片安眠药用自杀的方式逼我还债……在1994～1996年，类似的遭遇对我来说近乎家常便饭。现在还零星有债主找我算账，不过已经很少了。
    1994年至1996年我债台高筑，但依然继续维持着自己在珠海的商贸城管理公司，养着20几个保安和管理人员，维修补漏，看管客户的店铺、门窗是主要工作。期间我四处举债，把身边能借钱的朋友都借遍了。当时，很多关心我的同学和朋友都劝我离开珠海，隐姓埋名找个地方另起炉灶，连在深圳工作的妻子也劝我过去发展。不过，我当时依然固执地相信，只要自己继续留在珠海，就一定能让商贸城起死回生。
    直到1998年，商贸城依然毫无起色，运作的其他项目业绩也不理想，公司一度发不出工资。穷困潦倒时，我甚至把妻子的工资拿来“救急”。当时妻子在深圳一个月的工资有五六千元，我只留一小部分给她和小孩作为生活费，为此，好几次被她骂。1999年春节，员工没钱过年，我只好以3万元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子给大家发工资。
    这一状况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珠海市房地产和商品经济的升温，我经营的产业陆续开始盈利，经济状况逐渐改观。
    我能坚持到今天是我的个性使然，我的人生格言是“坚持就是胜利”，我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即使见了棺材我也不会流泪，到了黄河我也不会死心。
　　我的执着源自我少年时代对财富的渴望。我出身湖南益阳桃江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在家中排行老二。我凭借个人的毅力最终成为五个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最有出息的一个。
    不瞒你说上高中以前我上学从没穿过鞋子，因为只有一双棉鞋，舍不得穿，每次都打赤脚上学，快到学校才把脚洗干净换上鞋；也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从小到大一直穿哥哥穿剩下来不合身的旧衣服。
    每次看到同学穿着新鞋、新衣服上学堂，我就特别羡慕，我从观察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中慢慢体会到了财富的重要。我的人生理想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希望以后做个穿皮鞋，而不是穿草鞋的人，不过到初中毕业后，我才完全明白财富的重要。
    1980年，我初中毕业，像当时许多农村孩子一样，15岁的我不再继续学业，而是成为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开始挣钱养家糊口。毕业后的两个多月，我学过木匠，而后又转做泥水匠，给人在工地当学徒，负责挑砖。一担砖36块，一百多斤重，每天他要挑几十担。一天，突然下起暴雨，工地的积水齐腰深，有一台水泵抽水但被杂物塞住了，师傅于是叫我去清理，我扑腾一下跳到水里，一只脚掌被下面的玻璃碎片扎得血肉模糊。
    这件事让我深受刺激。我突然意识到不能继续呆在工地做苦力了，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村出身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知识改变命运。我在工地干了一个月，挣了三元，又从家里拿了四元，赶到县城一所高中报名。
    高中三年，我怀揣着对金钱的渴望，开始用功学习。1983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但他还来不及细细品尝成为大学生的喜悦，就被苦恼淹没了。我读的是外国文学，这个专业与我寻找财富的梦想离得太远，我为此很彷徨。
    但彷徨只是暂时的，我很快振作起来，开始自学财经。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赋，我于1987年顺利考上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并成为中国首批MBA。
　　1990年，我被分配到国家机电部位于深圳的中华会计事务所任职，但当时月工资只有几百块，我懊恼地发现自己读了这么多书，并没有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1991年，在岗位上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我毅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
    离职前，公司领导还专门找我谈话，说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一个硕士生不容易，怎么工作不久就辞职了。我就告诉领导，我知道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我辞职就是为了给国家做更大的贡献，我不能老是向国家要岗位、要工资，我要给国家创造财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领导气得当时就不说话。
    我并不避讳自己要将商贸城打造成“世界最大性用品市场”的动力源自对财富的渴望，我始终认为只有性和谐了，家庭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和谐，我搞性用品市场也在于此，这绝对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有过不幸婚姻家庭生活经历的朋友可能更容易认同我的观点。当然，作为商人，我从中获得适当的回报也无可非议，两者并不矛盾。